描写“20世纪”文学知识形成的历史，描写这种文学知识的大厦是如何在时间和历史中构造起来的，可以采用的方法无疑有多种，本书采用的方法只是其中的一种。
根据这种方法，文学知识的形成和构造方式，仿照了现代知识构造的蓝图，或者就是这种现代知识整体的一个部分。正像盖楼需要木材、水泥、钢材一样，现代知识大厦的构造取决于一些关键性的观念和语言词汇，如“20世纪”、历史、现代、科学、理性、民族、国家、革命、劳动、生产力、科层制、人（人道主义）、性别等等。这些关键性的词汇，每当我们讨论现代知识的问题时，就会不可避免的采用它，我们通常认为它不过是一些自然的、天然的工具词汇，但是，实际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场合，不同的历史处境中的含义并不相同。
文学知识形成的历史与这些关键的知识词汇密切相关，但是表述方式并不相同，比如“民族”的问题之于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劳动”的问题之于“审美创造的主体性”，“生产资料”的问题之于社团、刊物、文学活动等等。有些问题，如“性别”的问题在其他知识领域里的讨论可能比较隐讳，但是，在文学的知识领域里，它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使讨论变得相当公开。
文学知识的构成方式其实无疑是非常特殊的。我不想坚持“纯文学”或者“为文学而文学”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知识规划的一个产物。我想说的其实是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现代知识框架往往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在确定的概念与确定的现实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这个假设，这个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大厦基石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文学，有相当大的讨论余地。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方式甚至就是在“不确定的概念与不确定的现实之间建立不确定的关系”。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之一朱光潜曾经基于这种反思现代知识框架的构成方式的立场，将不同于那种方式的“文学的方式”称为“形象思维”。但是，我们离了解这位去世还不算太久的大师的论断的真实含义还差得远。为了回应这种轻薄的历史和知识的健忘症，我认为本卷的写作可谓恰逢其时。
一群“文人”在所谓“世纪末”从事这样的工作难免感慨万千，对我而言这种“感慨万千”包含着对一种历史态度的反感和不满，所谓“20世纪”的历史经常被从整体上看作“两头开放中间封闭”，或者两头都是“黄金时代”中间却是“大塌方”。“世纪末”的历史学家往往习惯于无论是民间戏剧还是通俗电视剧“编剧”思维的束缚，这种通俗思维无可避免的要把“开头”和“结尾”看作“光明”而“中间”必然是“曲折”甚至“倒退”，这实际上既不奇怪，也不高明，当然从来也不能算作历史和学术的严肃。本卷在“20世纪”的“中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这一部分大费了笔墨，还不仅仅是表达对“通俗电视剧”的编剧式历史思维的嘲讽，而且正是为了严肃的对待历史和克服随处可见的历史遗忘症。
现代中国的兴起是人类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要想了解这个旷日持久的现代实践的丰富和复杂性，了解中国人对这个现代新世界的认同、阐释和文化实践的历程，就离不开对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的了解。这种实践不仅仅是一种对新世界的乌托邦热情，而且也是对现代困境中人，社会和历史以及劳动的分裂、异化以及匮乏的质疑，文学正是伴随着这种强烈的热情与沮丧的活动。当然，新文学观的确立，同时也表现为一种非凡的智性的努力，因为有关现代文学的知识，是在与一系列更通常的知识，或者“话语”的关系中形成的，例如：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唯物主义等等，它依靠这些知识来发展自己，也通过对这些知识的批判来申述自己。
本卷通过两个互相联系的线索叙述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是它与现代知识的关系，一方面是它的现实处境及其与现实处境的关系。这种描述揭示出，关于现代文学的性质，本质，或者“什么是新文学”之类问题并非一个普遍的命题，相反，这是一个在一般现实和知识话语的现实中不断修改，不断形成的历史的命题。
这项工作得以初步完成，有赖于以下学者艰苦的和有创造性的合作劳动，他们是：清华大学的旷新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顾海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蒋晖，以及我本人。我的合作伙伴和我本人一样，轻松相信自己毫无疑问是本领域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说无非个人所思，并无那么强烈的为“学科”续经立传的抱负或者所谓“学科带头人”意识。但是，在阅读了他（她）们所提供的文本之后，我还是要说他们在追求运用观点和把握材料的统一方面迈出了脚步，对中国史研究，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历史研究来说，这一脚步将被证明是一个开端：这一脚步多少暗示了传统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变化……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领域里，一般的状况是中国人出“材料”，西方人出“理论和观点”……这种历史领域里的知识生产的“来料加工”方式是“中国”在这个现代世界中总体异化状况的反映。而要想使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真正属于世界，这种状况就是不适当的，也是最终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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